【紀念特找九宮格時租稿】我為什么提出“走出疑古時代”丨李學勤
我為什么提出“走出疑古時代”
作者：李學勤
來源：《原道》第一輯，陳明主編，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1994年出書。
時間：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二旬日壬辰
耶穌2019年2月24日
編者按：有名古文字學家、歷史學家李學勤師長教師于今晨去世，享年八十六歲。《原道》創刊號曾于1994年刊發《談“信古、疑古、釋古”》，現從頭發布，以紀念之。
《原道》創刊號
前年我應邀在一次小型學術座談會上作了發言，后經友人收拾，發表在《中國文明》第七期上，標題為《走出疑古時代》。
比來遼寧年夜學出書社印行我的小書，書名便移用了這個題目。對于有關問題，我本已沒有新的話可說，只是發言中引到馮友蘭師長教師的一個提法，未能詳細說明，有些遺憾。
講座場地正好《原道》創刊，要我就這個問題寫些東西，于是想略談幾點，作為那次發言的補充。
我所引馮蘭師長教師的話，見于三十年月后期他為《古史辨》第六冊撰的序，近年已支出《三松堂學術文集》。馮師長教師說：
“我曾說過，中國現在之史學界有三種趨勢，即信古、疑古、及釋古。就中信古一派，與其說是一種趨勢，毋寧說是一種抱殘守缺的人的殘余勢力，大要不久就要消滅；即不用滅，對于中國將來的史學也是沒有什么影響的。真正的史學家，對于史料共享空間，沒有不加以審查而即直信其票面價值。
疑古一派的人，所作的功夫便是審查史料。釋古一派的人所作的任務，便是將史料融會貫通。就整個的史學說，一個歷史的完成，必須經過審查史料及融會貫通兩階段，並且必須到融會貫通的階段，歷史方能完成。
但就一個歷史家的任務說，他盡可作此兩階段中之任何階段，或任何階段中之任何部門。任何一種的學問，對于一個人，都是太年夜了。一個人只能作任何事的一部門。分工一起配合在任何事都須這般。由此觀點看，無論疑古釋古，都是中國史學所需求的，這期間無所謂個人空間熟輕熟重。”[1]
馮師長教師的這段話，由于《傳統文明與現代化》1994年第1期作為補白的“語林”摘錄了，已經惹起更多人的留意。
很多多少年來，學者們談起馮師長教師的“信古、疑古、釋古”之說，總是當作三個階段來懂得的，甚至認為三者的關系是辯證法的正、反、合。
重看下面引的有的原話，馮師長教師只講了三種趨勢，沒有說三個階段。他提到的“階段”，是說審查史料和融會貫通為歷史研討任務的兩階段，不是以“信古、疑古、釋古”為三階段。
不過，細心均為歷史研討所必須，但融會貫通畢竟應居審查史料之后。是以，馮師長教師所說的三種趨勢，在必定意義上還是帶有三個階段的意味。不少人將之懂得作三階段說，不克不及認為出于無因。
“信古、疑古、釋古”之說，觸及中國學術史上的一至公案。“信古”一名之生，是由于疑古思潮的興起，在疑古出現以前并無其說；而“釋古”一名的提出，又是為了與疑古有所區別。
所以，“信古、疑古、釋古”一說的出現，關鍵仍在疑古思潮的風行。疑古思潮最盛的時期，恰是在本世紀的二、三十年月，馮友蘭師長教師“”信古、疑古、釋古“之說，是針對當時業已充足展開的這一思潮及其影響提出來的。
疑古有著相當久遠的本源，疑古思潮中講座場地的不少著作，已經把這一點反復說明了。需求指出的是，歷史上有好幾次風行疑古的風氣，各有代表的學者和作品，就其結果的承襲來說，確有一貫的脈絡。可是，各個時期的疑古之風，其歷史、文明的佈景互不雷同，絕不成一概而論。
疑古之風的初次風行，是在宋代。北宋慶歷以后，學風丕變，如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所云：“自漢儒至慶歷間，談經者守故訓而不鑿。《七經小傳》出而稍尚別緻矣；至《三經新義》行，視漢儒之學若士梗。”
宋儒之學的普通特點，是以義理之學代替漢唐的注疏之學[2]，從而能擺脫注疏的約束，直接考核作為經典的古書，自行裁斷。集宋學年夜成的朱子，即是富于這種精力的，其流風遺韻直至明代。
疑古之風的第二次風行，是在清初。清儒力反宋學，而于辨偽書方面則繼續了宋人的統緒。他們所辨古書，常常同反對宋學有關。
例如閻若璩等指責古文《尚書》，宋儒津津樂道的《年夜禹謨》十六字心傳便掉了依據；胡渭等批評圖洛書，也是針對周敦頤以致朱子的學說。
清人崇尚門戶，先以漢學反對宋學，接著以今文經學反對古文經學。劉逢祿作《左氏年齡疏證》等例子，是大師熟知的。
到了晚清，今文經學與變法維新的進步思惟結合起來，這一趨向，在龔自珍學說中已見其眉目。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說：“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，年夜率人人皆聚會場地經過崇敬龔氏之一時期聚會場地。初讀《定庵文集》，若受電然，稍進乃厭其淺薄。然今文學派之開拓，實自龔氏。”[3]
這一學派魏源著《詩古微》、《書古微》，邵懿辰著《禮經通論》，等等，都主張辨偽，梁氏書中已有詳述。至于其最典範的人物著作，自推康有為及其《新學偽經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。
梁書指出康有為的今文經學愛廖平影響，“有為早年酷好《周禮》，嘗貫穴之，著《政學通議》，后見廖平所著書，乃盡棄其舊說。”[4]我們卻不克不及說廖氏也有像康有為那樣的變法維新立場。由此可見，不成以把當時的今文學派同變法維新完整同等起來。
康有為的著作對二十年月以來的疑古思潮有頗年夜影響，可是兩者的思惟性質實有最基礎的分歧。康氏和其他今文經學家一樣，把孔子推重到神的位置，后來力倡樹立儒教，二十年月的疑古思潮則與此相反。
顧頡剛師長教師1舞蹈場地924年在一則筆記中說：“我們本日所以能徹底的辯論古史，完整是沒有崇敬圣人觀念之故。這崇敬圣人的觀念須到本日倫理觀念改變時才可消除”[5]，這與康有為的儒教剛好對立，有很分歧的歷史佈景。
無論若何，龔自珍到康有為的今文經學，和二十年月興起的疑古思潮，都起過主要會議室出租的進步感化。我曾說“今文學派作為思惟史上的思潮，其進步意義應予以充足確定”[6]，即指此而言。
二、三十年月的疑古思潮，確實把信古打垮了。凡細讀過七冊《古史辨》的人，都會看到這一思潮的成績。疑古的學者不僅總結了宋、清以來這方面的結果，並且完美了辨偽的方式和理論。這一思潮的基礎學說，如顧頡剛師長教師在1922年樹立的“層教學場地累地形成的古史”觀，至今仍影響著海內外的學術界。
《古史辨》肇端于1923年在《讀書雜志》上進行的長達九個月的古史討論，隨之一個階段的論爭重要是環繞古史問題。后來討論的范圍漸趨擴年夜，觸及現代的良多方面，特別是古書的真偽問題更是凸起。
現在看來，疑古思潮的影響表現最顯著的，恰是在古書的辨偽問題上。馮友蘭師長教師專門提出的史料審查，也即這個問題。
梁啟超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說：“無論做那門學問，總須以別偽求真為基礎任務。因為所憑借的資料若屬虛偽，則研討出來的結果當然也隨而虛偽，研討的任務便算白費了。中國舊學，十有九是書本上學問，而中國偽書又極多，所以辨偽書為收拾舊學里頭很主要的一件事。”[7]
交流自宋以來，學者疑古，首在辨古書之偽，其成效昭著，為人所共見。可是他們的辨偽，常常議論紛紜，難于調和，并且擴年夜化，以致如梁氏所說偽書極多，漢以前古書幾乎無不成疑，所謂“東周以前無史”的觀點于是產生。瑜伽教室
疑古一派的辨偽，其最基礎缺點在于以古書論古書，不克不及跳出書本上學問的圈子。限制在這樣的圈子里，無法進行古史的重建。我不很明白馮友蘭師長教師所講融會貫通釋古畢竟是指什么，不過在二、三十年月，重建古史的正面任務實際已在開始了。
我們看中國古史研討之所以有明天的局勢，重要是由于有了新理論觀點和考古發現，而這兩者都可溯源到二十年月。
這里當然要提到王國維師長教師。
王國維師長教師早年治哲學、文學，1911年冬東渡japan(日本)后始轉攻經史小學。他研討經學，既不是康有為那樣的今文家，也不是章太炎那樣的古文家。實際上，他對于清代以來的今古文之舞蹈教室爭并非漠視，而是做了良多切實主要的研討任務。
例如他在1916年開始研討漢魏石經，尤其留意魏石經的古文，這一任務隨著石經陸續出土而慢慢深刻，瑜伽場地一向到1925年還在繼續[8]。
也是在1916年，王國維在研討石經中，”頗怪漢石經諸經全用今文，而魏時全用古文，因思官學今古文之代謝實以三國為樞紐，乃考自漢以來諸經立學之沿革，為《漢魏博士考》”，書共三卷[9]。
他從古文字學角度，專門研討古文，1916年著《漢代古文考》[10]，1918年校唐寫《本尚書孔傳》和薛季宣《書古文訓》[11]，到1926年還作著名文《桐鄉徐氏印譜序》[12]。
此外，1917和1920年，王氏又校勘過與古文經學有關的《孔子家語》。至于他對《尚書》研討的貢獻，是用不著在這里多說的。
1927年3月，王國維師長教師的學生姚名達給顧頡剛師長教師寫信，講到：“‘王靜安（國維）師長教師批評師長教師，謂疑古史的精力很可欽服’，然‘與其打垮什么，不如樹立什么。’”[13]這體現了王氏對會議室出租疑古一派的態度。王氏是盡力于古史的樹立的，他有名的“二重證據法”就是樹立古史的方式。
大師了解，1924年冬，顧頡剛寫信給胡適，薦王國維到正在籌辦的清華學校研討院，胡適遂向清華推薦[14]。次年頭，王氏就聘，4月遷進清華。
7月，應學生會邀請，向暑期留校學生講演，題為《比來二三十年月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》，發表于《清華周刊》[15]。文中列舉近期古器物圖籍的發現，強調其對學術發展的影響。
9月，清華國學研討院開學，王氏講課題為《古史新證》，其總論說：
“吾輩生于本日，幸于紙于資料之外，更得地下之新資料。由此種種資料，我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資料，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門全為實錄，即百家不雅觀馴之言，亦無不表現一面之事實。此二重證據法，惟在今始得為之。”[16]
對他7月講演的觀點，作了理論的進步和引申。王氏的研討與疑古的差別，在上述一段話中可以看得很明白。
我們還要提到郭沫若師長教師。
郭沫若師長教師在1929年撰《中國現代社會研討》，開以馬共享空間克思主義觀點研討中國古史的先聲。他有自序中稱：“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《家庭、公有制和國家的來源》的續篇。研討的方式即是以他為向導，而于他所了解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、歐洲的現代希臘、羅馬之外，供給出來了他不曾說起一字的中國的現代。”[17]
值得留意的是，他在自序里特別講到“在前兩年跳水逝世了的王國維”，“王國維，研討學問的方瑜伽教室式是近代式的，思惟情感是封建式的。……但是他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品，那似乎一座崔嵬的樓閣，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，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。”
1930年，在《中國現代社會研討》的“追論及補遺”中，郭沫若師長教師確定“顧頡剛的‘層累地形成的古史’，的確是個卓識”[18]，并就顧氏提出的夏禹的問題，依據準實物的資料（齊侯镩鐘、秦公簋等），提出本身的見解。這依然是以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為出發點的。
把古書的記載與考古的結果結合起來，再上升到理論的高度，郭沫若師長教師開拓的這條途徑，決定了此后良多年中國古史研討的走向。應該說這已經超越疑古，而進進新的時代了。
馮友蘭師長教師確定疑古一派的史料審查，是很正確的。有些伴侶（包含外國學者）擔心我們不重視史料審查了，也不無事理。
現在確有些論作疏忽了史料審查，他們的結論天然是不成信的。在史料教學場地審查上，我們主張要以“二重證據法”來補充糾正疑古一派的缺乏之外。
疑古的史料審查，由于限于紙上的資料，客觀的標準的缺乏，而“二重證據法”以地下之新資料補正、證明紙上之資料，這自己即是對古書記載的深刻審查。
比來這些年，學術界很是留意新出土的戰國秦漢時期的簡帛書籍。大批發現的這種真正的“珍本秘笈”，使我們有能夠對過往古書辨的結果進行客觀的檢驗。
事實證明，辨偽任務中形成的一些“冤假錯案”，有需要予以平反。更主要的是，通過收拾、研討出土佚籍，能夠進一個步驟清楚古書在歷史上是怎樣構成的。
我們還體會到，漢晉時期的學者收拾、傳流先秦古書，會碰著怎樣復雜的問題，作出多么艱辛的盡力，后人所不滿意的種種缺點和掉誤又是若何形成的。
我曾經說過，“疑古思潮是對古書的一次年夜反思，明天我們應該擺脫疑古的若干局限，對古書進行第二次年夜反思。”[19]
這就是我年夜膽提出“走出疑古時代”的緣由。
注釋：
[1]《傳統文明與現代化》1994年第1期，第48頁。
[2]侯外廬主編：《中國思惟通史》第四卷上冊，第497頁，國民出書社，1992年。
[3]朱維錚校注：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》第61頁，復旦年夜學出書社，1985年。
[4]朱維錚校注：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》第61頁，復旦年夜學出書社，1985年。
[5]顧潮：《顧頡剛年譜》第101頁，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，1993年
[6]李學勤：《從頭估價中國現個人空間代文明》，《人文雜志》，增刊《先秦史論文集》，1982年
[7]朱維錚校注：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》第61頁，第383頁。
[8]孫敦恒：《王國維年譜新編》，第57、120、122、124、133、138、150等頁，中國文史出書社，1991年。
[9瑜伽教室]孫敦恒：《王國維年譜新編》，第62頁
[10]孫敦恒：《王國維年譜新編》，第63頁
[11]孫敦恒：《王國維年譜新編》，第78頁
[12]孫敦恒：《王國維年譜新編》，第162頁
[13]顧潮：《顧頡剛年譜》，第139頁。
[14]孫敦恒：《王國維年譜新編》，第136頁；同顧潮：《顧頡剛年譜》，第101頁，兩書所紀月分稍有分歧，似應以顧書為準。
[15]同上，第143-144頁。此文后支出《靜庵文集續編》，《王國維遺書》五，上海古籍書店，1983年。
[16]同上，第146頁。
[17]《郭沫若選集》歷史編1，第9頁，國民出書社，1982年。
[18]同上，第304頁。
[19]李學勤：《對古書的反思》，《中國傳統文明的再估計》，上海國民出書社，1987年。
附錄
沉痛弔唁并深切緬懷李學勤師長教師
來源：清華年夜學
清華年夜學理科資深傳授、出土文獻研討與保護中間主任李學勤師長教師因病于2019年2月24日0點11分往世，享年86歲。李學勤師長教師是有名的歷史學、考古學、古文字學、古文獻學專家，對于甲骨學、青銅器研討、簡帛學及中國現代文明研討做出了杰出的貢獻。李學勤師長教師的往世，是清華年夜學的嚴重損掉，也是中國學術界的嚴重損掉。
清華年夜學師生沉痛弔唁并深切緬懷李學勤師長教師！李學勤師長教師千古！
李學勤師長教師1933年生于北京，曾就讀于清華年夜學哲學系。
1952至1953年，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討所參加編著《殷虛文字綴合》。1954年至2003年7月，在中國科學院（后屬中國社會科學院）歷史研討所任務，歷任研討實習員、助理研討員、研討員，1985至1988年任副所長，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長。
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成立后，任第一、二屆委員。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，二至舞蹈教室四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。
2003年起全職回母校清華年夜學任務，現為中心文史研討館館員，清華年夜學理科資深傳授、出土文獻研討與保護中間主任、出土文獻與中國現代文明研討協同創新中間主任、國際漢學研討所所長，中國文字博物館館長，中國先秦史學會名譽理事長，楚文明研討會名譽理事長，“夏商周斷代工程”專家組組長、首席科學家。
1997年當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，1986年被推選為american東方學會榮譽會員。
1984年獲國家“有凸起貢獻的中青年專家”稱號，1991年獲國務院“當局特別津貼”，2001年獲“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計劃凸起貢獻者”稱號，2002年獲“全國杰出專業技術人才”稱號，2013年榮獲首屆“漢語人文學術寫作終身成績獎”和今年度“孔子文明獎”，2014年獲首屆國學年夜典“全球華人國學獎終身成績獎”，2015年榮獲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績獎，2017年獲第三屆會林文明獎。
李學勤傳授學術興趣愛好廣泛，被學術界譽為是“百科全書式的學者”，擁有很高的學術權威。他長期從事中國現代文明的研討任務，獲得了豐碩的結果，是當代中國現代文明研討領域的一面旗幟。
他對于許多學科領域都有獨到的研討和貢獻，尤其努力于中國先秦秦漢史、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研討，觸及甲骨學、青銅器研討、戰國文字研討和簡帛學等各方面。
在甲骨學研討中，他樹立了殷墟甲骨“兩系說”的分期理論，發展了“非王卜辭”的研討，并起首鑒定出西周的甲骨文。
在青銅器研討中，他強調要從“形制、紋飾、銘舞蹈教室文、字體、效能、組合和鑄造工藝”等各方面綜合研討，推動制訂西周金文歷譜，在分期上獲得新結果。
在戰國文字研討中他率先提出進行綜合研討，提出“五系說”，使這一學科分支得以成立。
在簡帛研討中，他參加或掌管收拾馬王堆帛書、定縣漢簡、睡虎地秦簡、清華簡等多種珍貴資料，并將簡帛學與學術史研討結合起來，獲得眾多的結果。
他提出了“從頭估價中國現代文明”、“走出疑古時代”等主張，倡導比較考古學和比較文明史研討、國際漢學研討和重寫學術史，在學術界有著廣泛而深遠的舞蹈教室影響。
從上世紀50年月起，他已出書《殷代地輿簡論》《東周與秦代文明》《新出青銅器研討》《比較考古學隨筆》《走出疑古時代》《簡帛佚籍與學術史》《古文獻叢論》《周易溯源》《文物中的古文明》《通向文明之路》《三代文明研討》《夏商周文明研討》《清華簡及現代文明》等學術專著40余部。
責任編輯：近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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